鄂志寰：人民币贬值不会对中国银行业产生实质冲击
本文由IMI学术委员、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和高级经济研究员戴道华撰写。
近3年的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累积贬幅达10%，给银行业带来压力。在此背景下，本文作者鄂志寰和戴道华提出了三个核心观点。一是人民币温和贬值对银行业资本影响有限；二是银行业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吸收贬值冲击；三是人民币贬值将提升银行业外汇交易相关收益。
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尽管目前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迄今尚算温和，但从监管的角度而言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中国是银行业主导的经济体，有全球最大的广义货币供应，人民币有持续贬值压力就意味着资金有持续外流压力。即使人民币继续有温和贬值的压力，但只要双向波动是常态，银行业、企业和个人的外币资产负债管理理应不再会是一边倒，汇率风险的累积相信也会较之前为低。
以下为文章原文：
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是经历了截至2014年初长逾8年的升浪，虽然期间在2008年中至2010年中曾长时间窄幅横行，但不改单边升值的格局，累积升值幅度达37%。之后则进入了近3年的跌浪，累积贬幅10%。在过去3年的贬值当中，一个与之前升浪不同的特点是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增加，兑美元温和贬值虽是整体趋势，但当中出现了5次较为显著的反弹，随后复又转跌，这样的双向波动在之前长逾8年的升浪当中仅出现过一次，背后既有政策因素，也有市场因素，应该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乐见的方向。在可见的未来，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温和贬值的压力仍在，而双向波动也会是常态，汇率风险增加，对中国银行业构成影响。从银行业整体数据所见，已因应人民币汇率走势及其预期的变化积极作出了资产负债的调整，汇率风险可控。
自本世纪初开始股份制改革以来，中国的银行先后走上上市之路，有不少还是到香港或其他海外市场上市，如香港恒生中国H股金融业指数当中便包含16家中国的银行股，加上股份制改革期间剥离呆坏账和资本注资等的措施，上市银行的资本金当中便有一定的外币资本金，包括境外IPO所募集的资本金；境外战略投资者所购入并持有的股权资本金；国家通过外汇储备注资的资本金。其余为本币资本金，当然仍以后者为主。
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如果从国内银行业监管的角度，资本金是以人民币计价，那么外币资本金录得汇兑收益就会整体提高有关银行的资本规模，是利好的。但如果从国际排名和横向比较的角度，资本金要换算成美元计价，那么人民币资本金就会录得汇兑损失，拖低整体银行的资本规模乃至国际排名。上世纪日圆升值期间带动日本银行在国际银行业的地位大幅提升，后在日圆大幅贬值下其排名坠落，正是出于汇率这一主要推手。
根据The Banker今年6月底发表的全球首1000家银行报告，其中一节以Top 1000 World Banks – Chinese banks go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为标题，因为在其统计史上以一级资本量度的全球首五大银行当中，首次出现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占去四席的局面。该统计是以美元计价的，而且出现在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两年贬值之后，一来说明累计贬值的幅度温和，二来期间四大行也在积极补充一级资本，弥补了贬值的影响有余。上世纪曾一度在资本实力上主导全球的日本银行只有一家跻身全球前十名。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农行在2016年的排名赶超了Bank of America，但两者一级资本的差距只有2.7%，假如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未来继续贬值的话，两者就有可能在下一次排名时位置互换。而由于工行的一级资本金较排第三位的JP Morgan Chase高出36.9%，未来人民币兑美元累积的贬值幅度预计不会如此之大，那么中国银行业在资本实力方面领跑全球的局面相信还会持续相当时间。
另外，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止今年年中，中国银行业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3.11%，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10%，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69%，而Basel III的最低要求分别为8.0%、6.0%和4.5%，重整后的美国银行业的有关资本比率分别为14.3%、12.8%和12.7%。这样看来，人民币温和贬值对银行业资本状况的影响应该在可控范围之内。此外，在2015年中国银行业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跌30%的重度冲击情景下，对银行体系的直接影响依然有限，资本充足率仅下降0.07个百分点，其中中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降幅较大，也不过是下降0.10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不再单边升值，而是温和贬值中双向波动加大，频率加密，会直接影响银行帐和交易帐的外汇风险敞口。商业银行的银行帐会持有一定规模的外币资产和负债，如外币存款、外币贷款、同业外币拆借、外币债券投资等，人民币汇率变动会产生账面上的盈亏。另外银行也会因为交易目的而持有一定的外币金融工具，其以人民币计价的市值在入账时同样会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升跌而变化。人民币升值，银行持有的外币资产会贬值，负债也会贬值，那么银行整体是录得汇兑收益还是损失就取决于它持有外币净资产还是净负债、以及其敞口有多大。
一般而言，银行的外币净资产敞口越大，人民币升值对其就越不利，这时银行资产负债的调整会以减持外币资产、增加外币负债为主。反之，在人民币贬值期，银行的外币净资产敞口越大就越有利，因为可以录得更大的汇兑收益，那么银行资产负债的调整会以增持外币资产、减少外币负债为主。
从人民银行的统计所见，一来中国银行业在外币资产负债方面呈净资产敞口；二来在过去一年积极地因应人民币汇率贬值作出了适当调整；三来相对于庞大的银行业总资产，其外币资产占比小，即使具体到个别银行有错配，也不虞严重威胁整个系统。
中国银行业整体的对外资产负债是呈净资产敞口的，规模截至今年年中高达270808亿元人民币，当中大部份以储备资产的形式由人民银行持有。若将之撇除，则商业银行持有国外资产为42585亿元人民币，国外负债为13119亿元人民币，外币净资产敞口为29446亿元人民币，人民币贬值会令这一敞口带来一定的汇兑收益而非损失，惟其金额也不会太大。
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温和贬值进入第3年，银行业早就循这一方向调整其外币资产负债。与2015年初相比，国外资产从37622亿元人民币增至今年年中的42585亿元人民币，国外负债则从23545亿元人民币减至13119亿元人民币，汇率变动只能解释当中的一小部份变化，积极的资产负债管理应该是更为合理的结论。另外，根据外管局统计，与一年前相比，今年首季银行业和企业削减外债的规模合共3497亿美元，其中又以银行减债为主（2596亿美元对企业的901亿美元）。这样一来，一年前银行业的外债水平比企业为高（8177亿美元对7075亿美元），一年后的今年首季，银行的外债余额低于企业（5581亿美元对6174亿美元），这显示银行对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敏感度更高，调整也更为积极。最后，中国是银行业主导的经济体，银行业总资产截至今年年中时高达2170247亿元人民币，42585亿元人民币的国外资产只占2.0%的比重，即使个别银行存在较为严重的错配，相信也不至于威胁整个银行体系。
汇率风险增加对银行业的另一直接影响在于银行外汇交易业务（无论是自营还是代客）。目前，内地外汇和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经营人民币外汇即期、远期、掉期、期权、外汇货币掉期、外汇拆借等交易，银行既自营，也代客进行交易，汇率风险增加对银行定价、对冲和管理有关风险的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进一步推动外汇市场的交易和发展。
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2015年银行间外汇市场成交13.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4.2%；其中人民币外汇市场成交13.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3.9%；外币市场成交1202.1亿美元，同比增长98.5%。从产品结构看，2015年外汇衍生品成交8.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5.9%；外汇即期成交4.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4%。外汇衍生品成交占整个银行间外汇市场成交的63.9%，连续7年增长，而且其成交量增幅自2009年以来持续高于即期交易，占比逐年上升。
在汇率弹性增加的情况下，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和对冲的需求会相应增加，外汇和外汇衍生产品的开发、销售和交易也会显著增加，具备有关能力的银行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业务和收益。根据人民银行的报告，2015年中国外汇市场银行对客户即期结售汇交易上升8.7%、远期结售汇交易下降16.0%、外汇和货币掉期交易上升11.7%、外汇期权交易上升84.2%。这样，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当中即期和掉期交易所占比重已经赶上并超过BIS有关统计所显示的全球平均水平，未来只要在期权和远期交易上继续改进，就可以达到与全球相匹配的外汇市场交易产品结构。
当然，银行从事的外汇业务除了汇率风险、利率风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以外，还有操作风险、外汇管制风险、结算风险、时区风险等，但这些非市场风险只要管理得宜，不管汇率是升值还是贬值，汇率波幅增加相信可为银行业带来不少机遇。
汇率风险上升不仅会直接影响银行业，也会影响银行的客户，在银行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下，最终会间接影响银行业。例如从事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对外投资的企业因为有大量的外币收支，如果未作有效对冲，人民币汇率波动就可能会带来汇兑收益或损失，一旦汇兑损失过大而影响其财务稳健，就会转变成为给它们贷款的银行的信用风险。另外，企业本身也会因应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来管理自身的资产负债，在人民币升值、同时人民币有更高利差的时候借入外币贷款来满足本币融资需求，刻意利用货币错配来配合自身经营，但人民币汇率一旦转跌，其汇率风险也会转嫁成为银行的信用风险。
所幸的是尽管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借贷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最多，但在审慎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下，外债比重小，即使人民币大幅贬值，出现亚洲金融风暴一样的货币、债务和经济危机的风险本来就不大，加上企业也同样地积极调整其资产负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对企业的主要影响相信在于其核心业务，而非汇兑损益上。
如前所述，过去一年在银行积极削减外债的同时，中国的企业也把外债削减了901亿美元6174亿美元。从债务工具上看，企业除了削减所借贷款以外，贸易信贷与预付款也显著减少，部份原因是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录得下降，例如今年首季商品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5.9%，但同期企业的贸易信贷与预付款则减少了729亿美元或23.8%，就显示更为积极的外债管理。但由于中国是全球第3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国，在直接投资方面亦居前列，外币资产负债再调整相信有关余额也不至于降至零，是较为容易见底的。与中国企业总的借贷相比，其对外借贷只占很小的3.4%的比重，加上中国外债当中本币外债占比高达44%，因此企业汇率风险的敞口其实也不大。
企业因应人民币汇率贬值而调整对外负债一个可行的做法应该是把外币外债转换为本币外债，以图降低汇率风险。但在截止今年首季的过去12个月当中，中国整体外债规模减少了18.4%，其中外币外债规模仅减少12.6%，本币外债规模的减幅却有20.9%，显示有关的外债调整不仅仅是币种的转换，而是整体去杠杆。究其原因，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温和贬值，但是人民币无论是贷款利率还是债券收益率均显著高于美元，尤其是后者，其息差反而因为美债收益率下降而在扩大，这就要求有关的外债调整要有更精确的综合汇率和利率的计算才值得操作，整体对外去杠杆反而是更佳的选择。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今年年中，银行业的NPL比率为1.75%，虽然从低位有所上升，比起美国银行业的1.5%略高，但就仍然显著低于OECD平均、欧元区平均和全球平均的3.0%、5.7%和4.3%的水平。这发生在人民币已经连续贬值的第3年，显示不良贷款增加并非主要来自是企业的汇率风险。加上中国银行业的ROA为1.1%，ROE为15.2%，NIM为2.27%，全球头11家经营最有效率、成本收入比率最低的银行全部为中国的银行，应该说中国银行业的抗压能力不低。
尽管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迄今尚算温和，但从监管的角度而言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中国是银行业主导的经济体，有全球最大的广义货币供应，人民币有持续贬值压力就意味着资金有持续外流压力。由于外国投资者在在岸市场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股票、债券、贷款、存款）加总为3.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股票和债券投资只各占内地相关市场1.3%的比重，就算全部套现离场，涉及的金额也有限，更不用说出于分散投资的考虑，它们不太可能全部流走，那么应该格外关注的是本国资金外流的压力。要稳定汇率、遏止资金外流，货币政策就较难全面放松，只能做有针对性的流动性管理，这会对银行业资金成本、定息收益等带来影响；针对资金外流的管制暂时也不能全面放松，人民币离岸市场也受到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对策转为开放在岸市场以弥补离岸市场收缩；企业走出去进行直接投资依然受到鼓励，但在人民币贬值之下，其成本和风险也会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会改变贸易结算的结构，以人民币进行出口结算会增加，进口结算则减少，以往升值期利用贸易结算作跨境套利的诱因会消失，贸易及其结算的真实性会增加。
从监管的角度，银监会自2005年汇改以来就一直着力提醒和推动银行业重视并加强汇率风险管理，从市场建设、监管要求和制度建设上多管齐下，这主要是因为之前中国银行业一直在缺乏弹性的汇率机制下经营，有关的汇率风险管理经验和技能也就无从谈起。后在2005年至2013年的人民币兑美元单边升值过程当中，银行如果持有具规模的外币资产，那么人民币升值就会造成其减值，这从当时各银行的财务报告中披露的汇兑损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调整的方向不外乎是增加外币负债，减持外币资产，企业和个人也同向操作。
2014年在人民币兑美元先贬后反弹、但全年还是温和贬值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尚未根本改变，到了2015年8/11汇改以及其后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单边升值预期才告打破，在单边升值期过程中累积的汇率风险才集中爆发，调整变成了偿还和压缩外币负债，重新增持外币资产，但有关过程无疑进一步放大了人民币贬值压力，而且外币负债的调整是迟早会见底的，惟增持外币资产却是可以无限的，尤其是在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广义货币供应的情况下，最终会造成资金外流、外汇储备下降、流动性紧张、进一步拖慢经济增长等不良后果，因此有效管理汇率预期，从监管和政策层面遏止市场形成单边贬值预期也十分重要。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新兴市场历史上的多个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均是负债型货币重大错配所致，未来中国只要延续现时的做法控制对外资产负债错配的敞口，同时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及其预期，相信就不虞重演金融风暴的一幕。
展望未来，即使人民币继续有温和贬值的压力，但只要双向波动是常态，银行业、企业和个人的外币资产负债管理理应不再会是一边倒，汇率风险的累积相信也会较之前为低，但这对短期的管理技巧要求就更高，因为汇率风险在银行财务报表中都是在报告时点才显现，汇率双向波动就意味着汇率的短期可预测性降低，对银行财务稳健的影响哪怕小，却是难以完全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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